教育投资有风险,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是关键

    　　每次走进人才市场，投简历的学生围着一家家单位，拥作一团，如同一群蚂蚁在大战一只青虫。

    　　很多的家庭倾其所有甚至举债供孩子上大学，毕业或面临着失业。

    　　我国经济结构不太合理，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便是，大学生劳动力供给过剩，农民工供给短缺。

    　　曲终人散，大学毕业生们正背负行囊走向岗位。“大学生收入不如农民工”、“上学亏本”等议论也同天气一样，热度在增加。有人把它当作社会的伤疤一样，放在那里，放大了展示给人看，其实二者不具可比性。

    　　投简历的学生围着一家家单位，拥作一团，如同一群蚂蚁在大战一只青虫

    　　最难就业季，找工作如同蚂蚁大战青虫

    　　回家一个多月了，孙哲(化名)发现工作并不好找。4年前，孙哲还在校园，沉浸在做个幸福的蓝领工人的梦里。“国家新型工业化离不开技术工人”，在这所职业技术学院，每每走到这些标语面前，孙哲感觉一股血液涌上脑门，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2009年的毕业季，孙哲生活的阵脚乱了。他一遍遍地跑到校园的招聘台前，每次都失望地发现，来招人的大多是劳务派遣公司。学过法的孙哲知道这种用工形式对自己不公平，但他选择的余地不多。最后，他和浙江某县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十几名同学一道，来到南方一家核电厂工作。

    　　起初，孙哲还庆幸自己有一技之长，自己凭能力找到工作。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就业上无爹可拼。相较之下，他的中学同学们，很多人大[微博]学毕业后工作无着，宅在家“啃老”。

    　　仅有的这点自豪感很快就被生活磨平了。电工孙哲的主要工作是铺设电缆，忙时一天要干14个小时，活少也要干12小时，因为起薪只有800元，他必须多干才能获得更高收入，即便如此，每月的账上也只有二三千元。

    　　派遣工是厂里的“二等公民”：在电厂，劳务派遣工和厂里的正式工有着天壤之别，“正式工月收入至少在8千元以上，有着五险一金和各种福利待遇，我们什么都没有；正式工至少是班组长，做着管理工作，苦活累活我们来干……”闲暇时，他们没少聚在一起抱怨，劳务公司也替他们交纳“二险一金”，交纳的标准与正式工相去甚远。工厂承诺每年有几个名额会转正，相对于这家2000多人的大厂，几率极低。

    　　同学、工友纷纷离去，离别之伤后，又痛感前路迷茫。“合约期满就回家！”多少个阴雨潮湿的夜晚，他在心里盘算这事。4年后，孙哲得偿宿愿，他想在家门口找一份事做。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惊，每次走进人才市场，投简历的学生围着一家家单位，拥作一团，如同一群蚂蚁在大战一只青虫。“我赶上了两个就业高峰，2009年和今年。”孙哲有些自嘲，好在他有些技术，在众多毕业生不屑一顾的一家小型民营企业那里，他谋到了一份月薪二千元的差事。

    　　孙哲所言不虚。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字说，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19万人。加上历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叠加成一个就业的大洪峰。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大背景下，就业形势显得异常严峻。

    　　在石家庄西南高教区，近半年来，生意最火的不是饭店和药店，也不是快递，而是复印店，每个店里，制作复印简历的学生都排成长龙，店员手忙脚乱。

    　　教育投资有风险

    　　在孙哲老家，年迈的父母有些想不明白，自己省吃俭用，耗光了全部积蓄供子女们上学，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个糊口的工作都这样难，更别说在城里买房置业了。“从前上了大学都是国家的人，今儿个这是怎么了？大学生多得用不完了？”

    　　同孙哲的父母一样，许多人难以接受这一变化。“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中国的家庭历来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学生们通过十年寒窗苦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的大学生被国家包揽下来，家庭只需要支付较低的成本，学生毕业后还能获得令人羡慕的职业。而如今，很多的家庭倾其所有甚至举债供孩子上大学，毕业或面临着失业。

    　　在1999年以前，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少的水平，就在这一年，中国高校迈开了扩招步伐，学生数量急剧增长，几年间便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上个世纪末，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每年不到100万人，而目前已经达到699万人。

    　　高校扩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原来的一个岗位，现在有几个人来竞争，短时间内造成毕业生就业紧张的问题。

    　　在专家们看来，这只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部分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是国家十一五课题“大学生失业问题研究”负责人，他认为，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后，人们的观念并未完全发生转变，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一些大学毕业生也不把自己当普通的劳动者来看，不愿放下身段来主动适应社会分工对不同岗位职位的需要。

    　　课题组有一项对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意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2.6%的大学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就业；85%以上希望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对于工作岗位，65%以上的毕业生希望到国家机关、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所谓大学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心理感受。”赖德胜说，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已经急剧增多，就业市场实际上难以按照过去的观念提供充分的大学生认为理想的职位。而一些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微博]对于就业却还抱持着过去那样的期望值，就难免造成很大的反差。

    　　过去那种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虽让家长们怀念，却未必是一个优化选择，它的代价是忽视用人单位和个人的选择，灵活性不足，造成社会严重缺乏活力。

    　　近年来，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国家制定了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建立和完善困难毕业生援助制度等多项措施，以促进大学生就业。

    　　中国的大学生失业率有多高？各部门统计口径不一，有专家测算，大学生的失业率是12%。每年，媒体在关于大学生失业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不失为社会的一种进步，“它提醒很多家庭，教育是一种投资，也有风险。”

    　　教育的结构性缺陷

    　　眼下，许多家庭规避教育投资风险的方式仅仅停留在填志愿选专业上。高考[微博]成绩公布后，众多家长都在为学校和专业的问题上纠结。

    　　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排行榜，毕业生就业前景红绿榜单，争先恐后地冒出来，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榜单和红绿单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河北省内某高校学生处负责人说，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积淀，家长不必被某些榜单吓住，应该在填报志愿前充分了解学校的优势和学科特色，结合孩子的兴趣，作出理性选择。

    　　他解释说，大学生就业难，在于目前教育的结构性问题。高校扩招后，众多高校一拥而上，开办了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比如新闻，河北省内除极个别高校外，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办了这一专业，而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多，就业就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类似的专业还很多，包括现在越来越热的艺考专业。”

    　　每年，教育部都会对部分高校就业率低的专业亮出红牌，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个别高校甚至让学生拿就业协议来换毕业证。

    　　高校人才培养盲目，与市场脱节，家长和社会的认知却让这一现象积重难返。“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大学就高人一等，应该坐办公室当金领白领，再难就业的专业每年也不缺生源。”

    　　与此热门景象形成对比的是，近几年国家大力投入的职业技术教育却不温不火，生源跟不上扩招的步伐。除少数办学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学院被家长青睐，大部分学校都在经历着生源荒，给老师下达招生任务，给招生贩子回扣，是一些学校通用的做法。“人们传统的意识里，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进入普高乃至大学，才是光耀门庭的正途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中的生源是以升学为导向的精英教育体制里被层层筛选淘汰下来的那一批，一些职业学校自嘲自己成了‘收破烂’的。”

    　　其中也有高职院校自身的原因。高职院校在高校扩招中承担了大部分生源，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当多的高职院校是由几所中职学校合并而来，在中职升高职的风潮中，由于片面强调规模，一些地方在升格标准上把关不严、放低门槛的结果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学校时来运转，摇身一变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会。“在这股风潮中壮大的相当一大批高职院校，师资很差，教师要么不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么是低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只能适应中等技能教学，教学层次难以提升；它的课程体系还是沿用过去传统的体系，和企业、社会联系不紧……职业院校本身的职业化、技能型不强，办学模式存在问题。”教育学者周洪宇说。由于其办学质量上难以实现升格。因此扩招之后，大学生个人能力、素质不高，仅有一个大学生身份，很快就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

    　　普通高校毕业生亦存在相关问题，眼高手低现象十分突出。

    　　一边是大学生与农民工同聚人才市场寻找工作机会，感叹工作难找；一边是用工企业众多岗位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出现用工荒。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出现了多年。“企业招人比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要难。”山东某集团公司董事长感叹。该公司每年都要提供数百个专业性、基础性的岗位，鲜有大学生愿意下基层。这种状况在国内众多制造型企业尤为普遍。

    　　如何消弭风险

    　　就在大学毕业生纷纷奔赴工作岗位时，有关大学毕业生收入不如农民工、读大学值不值的探讨又成为网络热点。

    　　专家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它既是过去农民工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的一个合理修正，也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太合理，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便是，大学生劳动力供给过剩，农民工供给短缺。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服务业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现实情况是，前者的生存环境不佳，而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调结构、破除垄断、消弭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剧，是解决就业和民生的根本途径。

    　　据此论证上大学不值，其实不该。大学生就业的困难是暂时的，我国大学生人数占社会人口总比例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现有的大学生将会在近几年内被社会所消化。“读书寻找好的工作机会的中国梦正受到冲击，但不读书更没有梦。只不过从前少数人上大学获得发展，现在上的人多了，大家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竞争。”赖德胜说。

    　　也有学者对此并不乐观，周洪宇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就业会十分艰难，这对职业教育或许蕴藏着一定机遇，用人单位可能更趋于务实，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更青睐。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成效显露之时，就是人们对学历崇拜瓦解之时。

    　　高校不应该坐等这一消化过程的来临，公立大学应尽快转变办学模式，所设专业、学科、课程陈旧，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现状亟待改观，大学要办出特色，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国家应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办学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予学校自主办学权，就是在消弭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风险。

    　　扩大自主办学权的呼声和实践进行了多年，深浅仍让制度设计者拿捏不定。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中国人对高考的关注度太高了。在一个对“关系”深信不疑的社会里，无论是对自主招生的批评，还是对高校完全自主的担忧，改革始终没有获得相对宽松从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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